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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验”提高扶贫效果的诺奖得主,及其背后的学术争议

红敏信息门户网 2019-11-09 18: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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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能消除贫困吗?这个大问题不容易回答。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把它分解成一些小问题,如如何提高免疫接种率和教育年限,并试图通过药物实验解决社会问题。

1998年,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因对“贫困”等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二十一年后,关于“贫困”的研究再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巧合的是,三名获奖者之一也来自印度。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印度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 Naji)、法国经济学家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和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对全球减贫的实验性贡献。

一般来说,三人的贡献是将生物医学领域成熟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方法引入发展经济学,以增强扶贫政策的最终效果。这种趋势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流行。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获奖演讲中写道:“今年获奖者进行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我们战胜全球贫困的能力。仅仅在20年间,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现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新方法“新”在哪里?报告称,今年的获奖者介绍了新的方法,以获得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方式的可靠答案。简而言之,它包括将问题分成更小、更易管理的问题,例如探索最有效的干预措施来改善教育成果或提高儿童健康水平。结果表明,在特定人群上精心设计的实验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现年58岁的班纳吉是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的国际经济学教授。他不仅是今年麻省理工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博士论文导师,也是两人于2015年结婚的导师。54岁的哈佛教授迈克尔·克莱默以研究如何向贫穷国家提供药物而闻名。

46岁的杜弗洛获得了2010年克拉克奖,该奖被称为“小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项只授予40岁以下的年轻经济学家,要求获奖者在年轻时在经济领域取得杰出成就。

三位获奖者的突出贡献之一是将“随机对照实验”的方法引入发展经济学,从而提高了以前无法准确评估的扶贫政策的效果。

“随机对照实验”是在医学领域检测某种疗法或药物效果的手段,常用于医学和药学研究。该方法通过随机分组研究对象以接受不同的药物处方或治疗来比较最终的疗效。由于治疗对象的随机性,结果的差异可被视为不同干预措施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行为经济学实验室执行主任姚郁在2010年获得杜夫洛克拉克奖时写了一篇文章来评价她的学术贡献。她说,她已经和她的合作者和导师,麻省理工学院的印度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以及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一起重写了发展经济学。

姚郁认为,在刘易斯和罗丁的逻辑推理和历史演绎方法下,他们三人完全打破了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杜弗洛的研究往往以发展中国家穷人的微观行为为观察对象,采用大规模随机现场实验来评价各种扶贫政策。这些政策通常是针对贫困家庭和穷人的非常具体的健康促进项目或教育促进项目。她通过实验将具体的减贫政策与减贫效果(改善穷人的福利)联系起来。

"在她的团队的领导下,发展经济学从理论上被彻底演绎成具体的社会政策实践."姚郁写道。

2003年,班纳吉和迪弗洛共同创建了Abdellatif Jamir扶贫行动实验室(j-pal),并一直为该实验室提供指导。j-pal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以科学为基础,从而减少贫困人口。目前,该实验室有近100名下属教授和近500个科研项目。每年,数以千计的顶尖大学本科毕业生申请做j-pal领域的研究。

在2010年ted演讲中,杜弗洛引用了三个生动的小案例来说明她的方法:鼓励人们食用一公斤扁豆可以大大提高免疫率,通过分发免费蚊帐预防疟疾的最佳效果,以及提高儿童受教育年限的最佳方式是在未来向父母介绍教育的回报。

杜弗洛等人的方法可以总结如下:为了检验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参与者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用于政策干预,另一组用于比较。这两个团体的不同之处在于政策的效果。例如,为了测试“驱虫是否提高了儿童入学率”,两位经济学家将肯尼亚75所小学的儿童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发现驱虫可以防止儿童相互传染,提高集体出勤率。这篇论文最终让世界上6000万儿童接受了免费的驱肠虫治疗。

更直白地说,杜弗洛的方法可以让计划捐赠100万美元的人知道如何花这笔钱来获得最佳的减贫效果。此前,人们讨论了“援助是否有效”这个大问题。现在杜弗洛已经通过实验数据证明了不同方法的精确性和有效性。

杜弗洛说,现在不是中世纪,而是21世纪,“随机对照试验”已经可以帮助人们在制定社会政策之前通过精确和科学的测试找到最佳方案。决策不再依赖于“投机”。

“决策不再依赖于投机,”杜弗洛说。“我不能告诉你援助是否有助于消除贫困,但我可以告诉你,通过提高免疫接种率和普及蚊帐,你可以用300美元拯救一条生命。”

目前,利用实地实验研究发展经济学的方法正在逐渐成为美国的主流。杜弗洛本人是美国经济学最权威的杂志之一《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

然而,许多学者质疑“随机对照试验”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前景。这个理论最普遍接受的问题是,它只能解决“小问题”,而不能解释宏观问题。例如,这个理论只能解决:蚊帐应该免费分发给每个家庭吗?你想给孩子接种疫苗吗?在山区学校安装摄像头怎么样?如何为农民和其他“小问题”开立借记账户。

2018年,包括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萨比娜·阿尔凯尔(sabina alkire)在内的15名学者联名写信给英国卫报,表达他们对“随机对照实验”方法的批评。他们写道:“对‘援助实效’的狂热关注的真正问题是,它将我们的关注范围缩小到了当地的微观干预和短期内可以观察到的结果。乍一看,这种方法似乎合理,甚至令人困惑。然而,它往往忽视导致贫困和不发达的更广泛的宏观经济、政治和体制因素。援助计划可能会带来令人满意的微观结果,但它们通常不利于改变导致贫困的整个体系。我们需要的是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的真正原因。”

此外,201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也质疑“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得出的结论在其他情况下往往难以有效。他认为,社会干预的实际情况通常极其复杂,涉及大量的影响因素。一旦环境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将很容易消失。他引用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随机对照实验中的有效援助项目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不再具有魔力。

北京大学新界沟研究所所长林毅夫早些时候也写道,鉴于发展中国家持续贫困,双边捐助者和全球发展界越来越关注该地区的教育和卫生项目,这既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也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然而,服务提供系统并不令人满意,因此重点转移到提高项目的绩效上。麻省理工学院贫困行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如埃丝特·杜弗洛,率先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林毅夫说,“在北非的旧体制下,人们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却没能促进经济发展,为知青创造就业机会。从北非的经验来看,这一发展政策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林毅夫还指出,中国等国家在教育、卫生、扶贫等人类发展指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他们没有使用随机对照实验来设计他们的社会或经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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